关于秦时黄金的生产与制作 (第2/2页)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也有出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陕西扶风强家ｍ1号西周墓出土的绿松石柄形器1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洛阳北窑ｍ74号西周墓出土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河南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底为银托，面作包金构成的蟠龙等浮雕图像，并嵌心以白玉块和琉璃珠。带钩部用白玉雕成鸭头状。整个带钩采用多种材料和工艺制成，制做精美而花丽。
葬墓中出土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如山西保德林遮峪村商墓出土的2件赤金弓形饰，形状一样，高、宽、厚各为11.1、26、0.5和13、29.1、0.5厘米，总重量是215克，含金量达95％。这两件箔饰的两端各有一穿孑L，出土位置在死者胸部，当是缝缀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山西石楼桃花庄商墓死者的头骨处有一带状金片，长、宽、厚各为57.6、4.8、0.05厘米，重3.1两，两窄端各有穿孔，据有关学者考证，墓主人以圆箍形“颊”或额带束发，金片是上面的装饰。陕西淳化史家塬ｍ1号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片，亦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金箔12片，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当为衣上装饰。
3、掐丝
掐丝是金器制做的基本技法之一。从后世工艺看，其做法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捶打而成。从先秦的出土物来看，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墓出金丝装饰品6根，说明商代已能将黄金加工成细丝了。其它北方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环就是用捶揲加掐丝制成的。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出土的耳环、通常称“珥”，共26枚，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一绿松石。京津唐地区燕山一带出金耳环8件，其形状分三种：一种是“勾形”，如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环，上为直径1.5厘米的半环形勾丝，下端为扁喇叭体形，宽2.2厘米，底部有一勾槽，重6.8克；另一种是“臂钏形”即将金丝两端捶击成剌叭形，然后弯曲成圆环形，直径在4—6厘米之间，出自蓟县张家园；还有一种是圆圈形，为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所出，它是用金丝绕成二圈。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东周时墓葬出土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特别是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批金属弹簧形器，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4—0.5厘米，金丝直径为0.1—0.05厘米，含金量为87.4％。后德俊先生将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之为“蚕形器”，指出“这些金属弹簧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因为在放大的条件下还可以看到这些金属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在方向上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4、錾刻
《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现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捶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錾刻多有采用，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一号祭祀坑青铜头像贴有与头像面部大小相当的金箔，箔面凹凸如铜面，有双耳，双眉，双眼镂空，鼻面凸起。残宽22厘米，高9厘米。该遗址出土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杖上端铜头下20厘米处杖杆包有46厘米长的金箔，上有三组平雕叙事性图案，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上有两背对的鱼，下有相背之鸟两只，鱼头和鸟颈压有一穗叶形柄。下面一组是两前后对称的人头，头上有冠，耳饰三角坠，人头前后左右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纹相隔。花纹十分细腻精美，錾痕清晰可辨。
陕西神木纳村高兔的战国墓中出土大量立雕或浮雕的金兽等饰件，雕琢精美，色采华丽，皆以镌镂，錾刻手法表现，形态各异造型生动。
5、鎏金
鎏金按现代说法又叫火镀金、烧金或汞镀金。鎏金器物，先秦时代特别是东周多有出土，但见于古文献则较晚。东汉人狐刚子的《五金粉图诀》和《出金矿图录》中描述了金汞的制作及应用。南朝陶弘景说：“水银……能消金、银，使成为泥，人以镀物是也”①。《物理小识》载：“镀金法，以汞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则黄”②。其法是将纯金和汞按一定比例混合成金汞，俗称金泥，涂抹在器物上，然后在火中烘烤，汞遇热蒸发，金留存于器表。鎏金工艺的最大特点是鎏金层极薄，而且紧密，看不出刻意装饰，金的化学稳定性好，不受氧化，同酸、碱不发生反应，加热时也不变色，使器物华丽美观。
鎏金所需的汞即水银。汞在常温下是呈液态的金属，多自丹砂中提炼。丹砂只需低温熔烧，便可得水银，方法不复杂。我国至迟在夏末时已使用丹砂，约在东周或稍早已知用丹砂炼制水银了，而考古发掘中，东周特别是战国已有多种鎏金器物出土。
冶金史专家吴坤仪教授在研究分析了战国及后世的多件鎏金器物后，结合后世镀金工艺进行了模拟鎏金铜片试验。其技术工序大致如下：
(1)清洁镀件：把被镀件表面进行清理，用酸水冲刷，使表面清洁。特别是将抹金泥前再度用硝酸水溶液刷洗，以清除杂质污物。
(2)配制金汞齐；按一份金七份汞的比例，将金箔碎片与水银结合，适当加热，搅拌至完全溶化在水银中，显银白色，形态似泥膏状，俗称“金泥”。
(3)抹金：用特制的扁头铜棍俗称“金棍”，或用棕刷把金泥均匀地抹在被镀物表面上，边抹、边推、边压，这种推压的方法称之“拴”，三分抹，七分拴，表明“拴”是鎏金工艺的主要环节，是保证金层组织致密和结合紧密的技术关键。
(4)烘烤：被镀件抹好金泥后，在炭火上烘烤，同时在金层表面不断推压。随着汞的逐渐蒸发，金层表面颜色由银白色转变成金黄色。这个烘烤变色的过程，俗称“开金”。
(5)清洗：开金后的镀件，再用酸梅水、杏干水等弱酸分别进行表面清洗，然后用铜刷沾皂角水进行刷洗，使表面光亮。
(6)压亮：用玛瑙压子或钢压子沿着鎏金表面顺序进行磨压，使金层致密，结合牢固，表面呈现出十分光亮的鎏金层。这一步骤也可以在上述过程中反复数次之后，进行一次压亮而成。
模拟制做的鎏金铜片在经过上述过程的4次反复后，金层厚36微米。鎏金的反覆次数要根据实物的要求，一般要反复3次，多则反复7次，以得到金层表面光泽明亮，金层组织致密、纯净、极少杂质，金层与基体表面结合处紧密无隙孔为好①。
1995年前后甘肃庆阳宁县焦村ｍ1号西周晚期墓出的銎内铜戈上有鎏金遗存，此戈如经有关专家进一步确证的话，是已知我国及在世界上最早的鎏金铜器。进入东周鎏金器物渐多，浙江绍兴狮子山春秋晚期墓出土1件“鎏金嵌玉扣饰……一侧镶嵌鎏金兽头。”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鎏金铜马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鎏金铜带钩，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出土3件鎏金银盘，等等。从这些高超的鎏金工艺精品中，显示出战国时期鎏金工艺已是熟练掌握而常用的技术了。
先秦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创造并掌握鎏金技术，是我国先民对金器制造工艺的伟大贡献。
6、金错与镶嵌
用金属细条或丝镶嵌器物，古称为错。商代时已有用红铜镶嵌青铜器的，至东周出现金错铜器，就是在铸造的铜器上用金丝或金片镶嵌成各种华丽秀美的纹饰或文字，然后用错石(应作厝石)在器表磨错光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和金器工艺方面出现的新技术，其艺术特征是用隐嵌的技法，形成金钱图案或文字，改变以前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和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断描写，具有比较丰富、活泼的内容。
史树青先生经对先秦和后世金错铜器出土物的研究，归纳其工艺过程大致有如下的工序：
(1)铸造留槽：铸造金错铜器时，大多数在铸范的母范上先把要错金的纹饰预刻凹槽，待器铸成后，以便在凹槽内嵌金。有的少数精细的金错纹饰，其金丝细如毫发，则是只铸器形，然后在器表錾刻凹线，以便金丝嵌入。
(2)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加工錾凿，精细的纹样，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种浅槽要略呈“△”形，底面不宜过于平滑，需要有一些麻面，金丝或金片才能镶嵌牢固。
(3)镶嵌：镶嵌金丝或金片时，金丝、金片要用火适当加温，金丝需截作点线，然后捶打，使之嵌入浅槽。春秋战国的金错铜器，一般都是胎质软薄，形体较小，如果遇到这类器物，在嵌金时不宜捶打，需用玉石或玛脑制的工具把金丝或金片挤入槽内，这种工具大小如手指，硬度较高，故能压制金铜，后世称为“压子”。
(4)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错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然后在器表用木炭(椴木烧制的磨炭)加清水打磨，使之光滑平整。若用皮革反复打磨，光泽更强②。
已知最早的金错铜器为流失国外的一车吉，传殷墟所出，圆形一端有错金龙纹，周身错蕉叶纹，现藏加拿大安得略博物馆，定为殷器。
现存较早、年代明确的金错出土物为晋栾书缶，属公元前六世纪前半期。器身有金错文字40个，盖内金错文字8个。春秋期间，金错多见于南方吴、越、楚、蔡、宋等国兵器的铭文，大抵为鸟虫篆，个别为用器铭文。入战国，金错实物趋多，中期转盛，并出现金、银、绿松石等同错，及金错铁器。纹饰、品种、工艺都日趋发展。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金错夔纹铜豆，通体金错变形的夔纹、垂叶纹、三角云纹。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带流铜鼎，上有花纹，用金、银相间错排。山东曲阜战国墓出土金错银带钩、金错铜带钩和金错铁带钩。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一块长、宽、厚各为94、48、1厘米的铜版“兆域图”，其上由金银错成一幅建筑平面图，上面439个字的铭文全部金错。最精美的是1963年在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的嵌金铜犀尊。该器重13.3公斤、高34.4厘米、长57.8厘米、口径10—11厘米。犀有双角，一前一后，鼻角长而额角短，两耳短小耸立，双目嵌以黑色的料珠，尾尖稍翘，短腿三瓣蹄。扁体嵌金作流云纹。合口，左侧伸出细管作流。犀背部有椭圆形的尊口，上覆素面铜盖，有活环可以启闭。犀牛肥体健壮，昂首伫立，双目前视，神气活现，栩栩如生，貌极雄伟，是陕西省出土文物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金器制作还往往与其他镶嵌工艺相结合，更加灿烂华丽。如1964年山东临淄商王庄战国墓出土的金银错绿松石三钮大铜镜，径29.8厘米、厚0.7厘米，为三环钮“在粗线条的云纹上错以金丝，地嵌绿松石……花纹风格与传世的‘错石斜方云纹壶’相近”。这件铜镜上面的金丝、绿松石均经磨错。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金错嵌玉铁带钩，1965年湖北望山楚墓出土金错凤纹铁带钩，器形都比较大，后者长达46.3厘米，皆为金错铁器的代表作。又如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地出土的1大块玉璜，由5块美玉和2块鎏金兽头组成，雕工剔透，色采辉煌，为这一时期的艺术珍品。又如浙江306号战国墓出土的玉耳金舟，径11.2—14.2厘米，高6厘米，呈椭圆形，平底，连耳重285克，两耳为玉质，衔接于器品两侧。特别是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3件金柄铁剑，由格到首为金质，以绿松石、料珠镶嵌其间、金碧辉映，华美无比。
总起来说，根据先秦时代黄金制品出现时代的早晚、品种的不同、数量的多寡似可作如下概括。产生的时代上北方早于南方，这与北方青铜制造业发展较早有关，人们在寻找铜矿或处理铜的共生矿时，有可能较早地发现黄金，并可能借鉴制造青铜器的有关技术去处理它。从各具特色的黄金制品品种看，又似可再将北方地区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以商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及北方各诸侯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以长城内外各族部所在的北方边远地区。后者一直用黄金制作人体的装饰品，最常见的是耳环、耳坠、牌饰以及臂钏、项圈、发笄等。前者主要是用于装饰的金箔，似均为贴于其他物件上的附属物。后者重于饰人，前者重于饰物，当与两区域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有关。后者多为逐水草而居游牧部族，贵重的黄金，制成人身上的装饰品，既增美观，又能珍藏。前者是农业区，人们生活稳定，拥有较长期存在的建筑物及器物，统冶者贵族追求建筑物的辉煌，陈设的华美，故黄金多被制成其他物体的饰片，附贴其上。至于南方地区的黄金出土物，除具有某些与中原区域相同的情况外，还以大量出土楚国货币金版、金饼为其特色。从出土金质器物多寡看，南方虽晚于北方，但数量远较北方地区为多，器形较大。这与我国砂金主要分布在南方各河流两岸有关，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淘采砂金比开采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岩金矿为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