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现场 (第2/2页)
我可以根据一些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从一些文献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金融奇迹，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遥县，东看西看，有三个物象留下了记忆，一是平遥一带并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很不相称的高大门楼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印痕。尤其是这车辙印痕，我一遍遍凝视，不能不怦然心动。当年该有多少车马的喧腾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痕啊，而身处如此贫远小县城的人们是靠着什么样的本事把这么多车马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呢？我让这些车辙留在脑海里，开始系统地钻研有关的文字资料，慢慢终于大致弄清楚当年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和衰败史，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羞愧，为自己的无知，更为中国文化的失职。一个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初步金融网络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山西农民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可以与皇家国库匹敌的资金巨流通过这个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汇集、涌动，并促进了其他各种行业的兴盛，但中国文化对此基本上没有予以关注。记载寥落，阐述无几，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提升、引导和辅佐了。中国文化如此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天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却缺少起码的关注兴趣和研究能力，而这种实质性变化又恰恰关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财富、历史的推进，文化却漠然对之。那么，文化究竟在关心天下的哪些问题呢？这个疑问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而疑问的起点，是山西省平遥县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
是的，起点很小，甚至发现它也有点偶然，但它既然已经出现，并被我记住，就一定有正面、反面、侧面的种种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无穷诱惑，足以控制我整个研究过程。有时研究过程被其他事情所积压几乎要中断，但一想到平遥的房舍、街道、车辙，一种现场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构成，研究也就继续下去了。
还可说说我在东北旅行的经历。
大家知道东北有一个名胜叫镜泊湖，是一万年前火山爆发的火山口积水而成，我去那里纯粹是为了旅游，完全没有文化考察的念头。但是出乎意外，去镜泊湖的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宁安县，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数百年前血迹斑斑的文字狱史实立刻涌现在眼前。我的家乡，浙江、江苏、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这里作生命的最后挣扎？我找不到他们生活的任何遗迹，但心里明白，这里的天穹凉云、黑土丘陵、野草小花应该和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观望。顺着宁古塔再往前走，又毫无思想准备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国首都的遗址。渤海国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见到过，印象缥缈而神奇，我们脚下的首都，在唐代应是除长安之外亚洲可数的大都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消失得几乎没有了踪影，我们能见到的遗址，是断断续续气势很大的土城墙墙基，以及一口奇迹般留下的八宝琉璃井。怅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终于到了镜泊湖。
镜泊湖万余年，渤海国千余年，宁古塔数百年，全都陈列在路边，这不能不使赶路人震撼了。万余年的平静，千余年的辉煌，数百年的血腥，最后只剩下那万余年的平静，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平静下去。这种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奥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宁古塔流放的大学者们，有没有多走几步路发现渤海国的遗址并在心里作出考证？有没有再多走几步路发现镜泊湖的美景而感慨万千？
由于这三相并列的路途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清代文字狱的历史、东北“流人”的历史、东北文明的创建过程、唐代渤海国的兴衰、唐代政权与周边藩国的关系、都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农耕文明和战争逻辑包围下的易碎性等等本来不属于我研究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写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还会不断思考下去。去年，我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条路。
那条路，对我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无疑已成了一个永久的动力图像，调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断。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条路边的三个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两个方位都会不期然地隐约其间，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观层次。我想，别的学者可以有别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课题吧。
这种自我认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觉。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后就像欠下了一笔沉重的债，时时牵挂。我欠东北地区的一笔大债是黑龙江，几年前由黑龙江省的十几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长时间漂流那条江。中俄两国几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冻成漫长无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则化解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最寂寞的水流。我们看到江边有一个叫“御史大夫村”的小村庄，同行的乡土历史学者刘邦厚先生告诉我，咸丰年间这个村庄的一个老卡官因发现一队俄国兵船经过而急报朝廷，正被南方的边患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因怕腹背受敌而大吃一惊，俄国人轻松地解释说，这只是“借道”，为的是防止英军北上。皇帝松了一口气，御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却因“惊驾”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证明，小村庄和老卡官的“惊驾”是惊对了的，这队俄国兵船的经过是确确实实面向中国的军事行动，几年之后，江北、江东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俄国的了。我们又看到，本世纪初发生俄国人赶杀数千名华侨这一大惨案的地点，一个中国企业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内是一个足可称雄远近的大酒厂，叫“振边酒厂”，住着这位企业家的全部家眷。现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间犹在，而酒厂及其主人，早就沦落在俄国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请诸位设想一下，我们默默行驶在静谧无波的黑龙江，环视着阒寂无人的两岸，突然看到那个小村庄和那座旧城堡，心中会是多么的惆怅。诸多惆怅均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总觉得欠了黑龙江一笔债。
我一讲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实在抱歉，就此打住吧。总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找到了无尽的滋养和无数的疑问，几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领域很大，当然应该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楼深院里安静地进行着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断，也应该有一些腿脚比较强健的文化人以实地考察为人生的主要职责。我本人既然已经兴致勃勃地走了那么多，就决定继续走下去，并把我的所见所思告诉大家，直到我走不动为止。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里应该有很多你感兴趣的文化现场。年前一位电视记者就曾这样问我，我是这样回答的：
千万不要把我迷醉国内旅行作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解释，我最厌烦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了。在《乡关何处》中我已经说明，文化人的所谓故乡和家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否则，我早该回我的出生地江浙余姚，在国内逛来逛去已经不对了。文化人为自己和别人寻找精神家园，至于自己的地理落脚点则由多种复杂的原因造成，固执不得。例如我在探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总要努力寻找余英时、黄仁宇、李泽厚、许倬云、唐德刚等先生的著作，而他们自己则几乎都漂泊在海外。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广阔的见识和活泼的性灵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奥秘描绘得比身在其间的我们所能做的更为精彩，便是证明。
但是毕竟还应该分工让一些文化人获得更多更具体的现场体验。对中国大陆这个现场，我自告奋勇。我想，一个占人类最多人口，又在贫穷和战乱中挣扎了那么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现了一种转变命运的可能，出现了争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南美洲、非洲，我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去看一看，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参与一点什么，而这样的事居然恰恰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会太顺利，但由于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到亿万人的生态，都牵连着千百年的神经，因此即便是烦恼、焦灼也都是文化体验。
我的悲哀我的劝告
说到这里，心中未免升起一丝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国内，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会发现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线，真是无穷无尽；对于旧游之地，又常常因学识的增长而体会出新的意味，时时萌发重游的行动。但是，大地无垠而吾生有涯，豪兴未减而鬓发已秋，我究竟还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别一个极有意味的地方时总是要暗自期许，我一定还要重来，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个地方的机会太少太少了，因此许多暂别其实是永别。
想起了法国拍摄的一部有关梅里美的电视专题片。
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的大作家大学者梅里美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还在旅行，一匹瘦马驮着疲惫的身躯，那个傍晚又走近了一个村庄，他必须在村庄里栖宿了，但进村一看，每一座房舍都已朽败，而且都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这是一个被人类遗弃的村庄，为何遗弃，何时遗弃，均不得而知。梅里美骑马走在小巷里感到一丝恐怖，突然，一束鲜艳的玫瑰抛落在马头前，就像他年轻时经常遭遇到的一样，他急急抬头在寻找抛花的窗口，可是每个窗口都关闭着，缠满了蜘蛛网。也许是冥冥中的上帝要慰劳一下年迈的苦行者吧，以他以前熟悉的方式？梅里美表情木然地沉思片刻，知道这里不应是他今夜栖宿的地方，于是没有停留，继续前行，穿过村庄，溶进了暮色苍茫的原野。留在人们视线中的最后一个身影，饱含着一位终生不倦的文化旅行者的不屈和苍凉。
寻找文化现场，初期的障碍也许是文化敏感的缺乏，而最终的障碍总是年龄。走来走去几十年，总能走到思考和脚步大体和诸的境地，而到了这个境地，居然已经因年龄而不便远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为此我要劝告与我有同好的年轻朋友，早一点出行。让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体，是一种崇尚，也是一种享受。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么？那就多走走吧，用脚步走向文化的本义。
远行非常劳累，但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拷问。把文化探求与生命拷问连成一体，才是最本真、也最诚实的文化人。
于是，风霜满面，形容枯槁的历代中国文人都重复着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己做不到，就把这句话传给儿孙。
谢谢大家。
（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