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人们 (第2/2页)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期的中期。大乘佛教经三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迦腻色迦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比法显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时期的后期。但他比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处衰势的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的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这也就是说，他们进入的是印度河一恒河流域宗教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片断，但一旦进入，他们的目光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片断中了。他们取回了最主要的一些经典，但他们的脚步所至，带来大量经文之外的感悟。他们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他们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佛教产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献，以及其中的《奥义书》，还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等。这一来，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种古文明源头，既独立又深厚，品咂不尽。我本人曾钻研过一阵徐梵澄先生译的《五十奥义书》，又为了探索古代东方艺术史而苦读过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已经深感这种文明的宏大和艰涩。因此，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就像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光从书本里读读对大海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应站到岸边闻一闻海腥味。法显、玄奘明白这一点，所以甘于历尽艰苦而来，成了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深层沟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躯作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别看车轮滚滚，其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