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昧与保守 (第2/2页)

中华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这是事实，却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全方位侵害。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重实际而黜玄想”，从内容到形态都诚实入世、经世致用，不怎么追求彼岸世界的缥缈图像，因而也摆脱了离开此岸世界后淹没在水中的危险。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仕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那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入整体性迷昧。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对内的政治需要还是对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美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
　　
　　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现代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伟大，进入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
　　
　　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更不待说由他们整个儿来埋葬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据我观察，此间还有一个有趣的逻辑。保守者总是指责创新者破坏秩序，但慢慢大家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真正扰乱秩序的反而是保守者；无论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都有趋向秩序的本性，因此仅仅为了秩序，保守者在社会转型期也难以得势。